作者：向克坚、向克舟

从创立嘉祥外国语学校伊始，投身教育事业已十三载。十三年来，“嘉祥”，这个原本只对我的家族有特殊意义的名字，已经为许多成都人，乃至四川人所熟知。在很多人的心里，嘉祥，意味着优质的教育，承载着几百名教师的教育理想，寄托着许多家庭对孩子成长成才的希望；而在我们兄弟姐妹的心里，嘉祥，则意味着更多……

一、嘉祥其人

那是在共和国建立之初，祖国刚从百年动乱和数十年战火中走出，满目创伤，百废待兴，缺少几乎所有需要的物资，而最缺的，就是知识，是掌握文化知识的人。

1950年中央发出了建设康藏公路的号召，四川省政府马上组织了公路施工队伍。在二郎山公路段施工的几百人到齐了，但却没有懂公路施工的工程技术人员，几百人当中，甚至连一个高中毕业生也找不到。在没有条件也要上，也必须上的当时，组织上在雅安地区的名山县找到了学过农业科技，曾任国民政府全国水稻良种技术推广员，后因热爱教育又改行教书的他。因为他有文化，就被任命为二郎山工段施工技术负责人。他该怎么办？面对从未接触过的技术领域，推掉吗？如不出任，那二郎山工段就不能按期动工了，不能按期动工，就会影响康藏公路建设的大局。不能影响大局！于是他果敢受命，在奔赴二郎山之前到新华书店买了一些关于公路建设的技术书籍，决心边学边干。二郎山工段在他的技术把关下顺利动工了，但是不久他又面临了一个新的难题：几百人在山上，经常有人生病，组织上又派不出医生上山看病。于是他又去新华书店买了些有关常见病治疗的中医药书籍，自己给施工队伍中生病的人员治病。就这样，他边学边干，两年后完成任务下山到了康定县，恰逢康定要盖政府大楼，而全县没有一个懂房屋修建的技术人员，因为他曾是二郎山工段的技术负责人，所以任务又落在他头上。他同样没有推辞，接了任务又去了新华书店买了相关书籍，边学习边把康定县政府大楼盖成了（1956年康定发生六点几级地震，很多房屋被震垮了，但他组织修建的政府大楼经受住了考验）。

这是他坎坷经历中的两个小故事。他勤奋好学，敢于担当的品质保留了一生，是他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在嘉祥20周年庆的今天，我们最不能忘也最不敢忘的就是他，我们尊敬的父亲——向嘉祥。

二、教育情怀

时间倒回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1938年日寇的铁蹄蹂躏着中国大地，他们烧、杀、掠、抢的暴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怒潮，“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的吼声响彻祖国大地。时任成都市柳荫街保国民小学校长的父亲向嘉祥，发觉本校青年女教师廖萍（后来成为我们的母亲）是组织群众宣传抗日的活跃分子。作为一心抗日，追随革命，向往延安的热血青年，便开始主动接触和追求她。当时我们母亲作为中共地下党成都市委群众工作负责人，她同朱敏（朱德的女儿）共同组织了万人讨汪大会，声讨卖国贼汪精卫，母亲任大会主席，父亲带领学校高年级同学和全体教师参加了大会。这次万人讨汪大会揭露了汪伪集团的卖国嘴脸，激发了同胞的爱国热忱和抗日决心，在四川乃至全国产生了深远影响。事后，母亲问父亲：“为什么把学生也带来参加大会？”父亲回答道：“育人就像我们培养良种水稻一样，要从幼苗抓起，基础教育阶段正是人格塑造的关键时期，所以应该让他们从小参与各种有益的社会活动。”

讨汪大会之后，母亲还指挥了万人“讨汪”大游行。由于母亲在群众运动中频繁亮相，引起了国民党在成都的特务组织对她身份的怀疑，开始搜捕母亲，母亲机智地躲过了特务的抓捕，由地下党组织秘密送往延安，就读于安吴堡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一年后被派回成都协助车耀先同志工作。车耀先同志时任共产党四川省委（地下组织）主要负责人之一。为了便于在国统区工作，母亲的名字由延安党组织改名为廖西萍（其后一直沿用此名）。母亲在延安抗大学习期间，父亲一直在柳荫街保国民小学校任校长兼国文教师。母亲从延安回来后，车耀先同志派她去邛崃、茂县一带发展党的基层组织，表面职业是教师，于是父亲辞去了校长职务随母亲去了茂县，先后在映秀和杂谷脑的乡镇小学任教，他们也在此时结为夫妻。为了便于开展群众工作，他们经常吃住在学生家中，深入到学生的家庭中，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培养和发展了不少共产党的积极分子。

当时在乡镇念书的孩子年龄都偏大，父母的学生当中有不少已经十六七岁了，他们跟父母建立了很深的师生感情。有许多学生先后投身了革命，建国后四处寻找我们父母，其中一位六十年代在成都军区某团任团长的学生找到了我们父母，他非常激动地对他们说：“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寻找老师，就是想当面诉说对老师的感激之情，是老师的教导让我们这些山里的孩子走上了革命道路，找到了有意义的人生。我会让我们的孩子们永远记住老师的恩德……”

我们父母在映秀和杂谷脑任教期间，共产党的地下党组织正在积极筹备中，国民党县党部的官员开始怀疑我母亲是共产党人，但因未掌握具体证据，便以“扰乱地方”之名，驱逐其离境。父母于是回到成都。而此时的四川地下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车耀先同志被国民党当局秘密逮捕并残忍杀害。当时母亲并不知道车耀先同志已经牺牲，她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从此母亲开始了艰难、曲折但顽强的寻找组织的生涯……

离开茂县以后，父母经历了各种人生波折。对于生活中的苦难，他们没有怨言，但是离开了他们所热爱的教育事业，无缘继续教书却是他们共同的人生遗憾。后来在文革当中，看到学生造反，学校停课，父亲痛心疾首，曾对家人说到《增广贤文》中的一句话：“有田不耕地荒芜，地荒芜兮颗粒无；有书不读子孙愚，子孙愚兮礼仪疏。”在那个是非颠倒的时期，他们明确要求子女：不要去参加造反，闲暇时就读书。父亲说：“人的一切爱好以读书为最高尚，多读中外名著定会开卷有益。”在父母的教诲下，家里的兄弟姐妹个个爱好读书，除了学习工作的时间，都是在读书中度过了十年文革动乱时期。

所以，父母不仅因为教育而走到一起，更是共同拥有着深深的教育情怀！

三、言传身教

小时候，让我们和兄弟姐妹感到最幸福的事，就是节假日里一家人围坐家中，母亲手中织着毛衣，父亲则“一杯清茶话诗书”，高兴时，他还会哼哼几句“我坐在城楼观山景……”往往在这种时候，母亲平素因操持一大家人的生计而紧锁的眉头就会舒展开来，家里就会荡漾起愉快的笑声……人们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父亲和母亲对人对事的品行，在我们九个兄弟姐妹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父亲身材高瘦，腰板挺直，瘦削的脸上总是带着谦和的微笑，他乐观豁达，端庄而沉稳，以他的宽厚和包容使身边的人都乐于与他交往。父亲多才多艺，爱好古文，诗词，还有中医和京剧。父亲自幼练就一手好字。国共合作抗战期间，父母带着两个孩子（我们的大哥、二哥）离开茂县去了重庆。迫于生计，父亲经同学介绍，以一篇漂亮的柳体书写的文章考取了国民党重庆兵役署少校军需，后来父亲因为看不惯国民党旧军队内部的腐败，仅一年多便辞职不干了。但因为这一年多的经历，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时不时就被关“牛棚”。因为父亲平时的与人为善，当时父亲工作的省运输公司成都客运东站的同事们，不管是哪个派别组织的群众，都对父亲暗中关照。那时安排给父亲的是繁重的装卸工作，在有大件、沉重的行李时，其他同事会说：“向老师别动，让我们来。”而父亲也承担了单位全部的宣传标语、主席语录及各派别组织的宣传材料的书写。下班后，乃至深夜，父亲还经常帮一些没有文化的工友代写家信。凭着当年在二郎山工段施工为工友治病的底子，父亲还经常义务为同事治病，谁有急难的事，父亲会尽己所能伸出援助之手。宽容，与人为善，父亲的这一品质，后来成为我们最重要的为人准则。

和父亲不太一样，母亲是个性格刚毅，甚至还容易激动的人。她正直、善良，疾恶如仇，路见不平时，她总会挺身相助，匡扶正义。她的刚正不阿，受到同事和邻里们的尊重，常常有邻里不睦、家人纠纷的当事人来请“廖孃孃”断道理，而经由母亲的调解往往就能息事宁人，在这种时候，我们会跟母亲开玩笑说：“您真不愧是我党做群众工作的老同志！”七十年代后期，母亲看到邻居当中有许多学龄前儿童无法入托，她便在居委会的支持下，腾出自家的一间房屋，办起了小小义务幼儿园。由自己教孩子初步的学前知识。解决了群众困难，受到大家的赞扬。后因孩子们有的升学，有的搬家等各种原因离去，母亲也因年事已高，只办了一年多时间便停办了。母亲对党始终怀着深厚的感情和坚定的信念。当年她与地下党组织失去联系后，一直在苦苦寻找。但即使在解放后，在极左路线下，四人帮中的康生曾说过，怀疑川西地下党集体叛变，因此一直被党组织拒之门外。母亲在那些因受到“莫须有”的怀疑而备受屈辱的时候，从未计较自己的得失，对子女的教育总是正面的，她常对我们说：“什么时候都要听党的话，要相信党，要积极要求进步。”在我们的心目中，母亲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打倒“四人帮”后，中央开始拨乱反正，认真清查各种历史遗留问题，经组织调查核实母亲并无变节行为后，1983年4月成都市组织部部长来到我家，宣布了给母亲平反昭雪的文件。组织部长握着母亲的手说：“老同志，你是有贡献的，这些年让你受委屈了，你有什么要求可以向组织提出来。”母亲激动地说：“感谢组织给了我公正的评价，现在我已年近古稀，别无个人要求，只请求组织把我平反昭雪的文件下发给我所有子女工作的单位，不要再影响他们的进步了。”之后我们兄弟姐妹所工作的单位都收到了这个文件。正直，坚定信念，是母亲给予我们的最宝贵的品质。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传承。现在，父母已过世多年，“嘉祥”，这个父亲的名字，则一直和他及母亲所热爱的教育事业紧紧相连，目前已经有数万名学子从嘉祥走出，未来还会有更多优秀的学子将在嘉祥学习和成长，还会有更多优秀的老师将在嘉祥实现自己的教育梦想。我们要传承的不仅仅是父母的血脉，更要传承的，是他们的品格、信念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