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透过股改和集团化内生治理，嘉祥始终保持着教育主体的公益性。也正是这种公益性，不断推着嘉祥往外走，去打破学校教育的壁垒和围墙。

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由嘉祥作为重要发起学校、积极推动成立的四川省优质教育促进会（简称“优促会”），以及嘉祥教育基金会发起小金精准扶贫。一个是向上走，向外走，向国际走，不断拓宽教育创新的外延；一个则是向下走，向内走，向薄弱地区走，不断深化教育公平的内涵。

正如兼任优促会常务副秘书长的嘉祥集团宣传部部长罗铃对记者所说，对嘉祥人而言，践行社会公益不仅仅是一种责任担当，公益本身也是一种教育。

访谈向克坚，他颇有兴致地谈起一件趣事。

故事发生在几年前优促会组织的“导师制研学旅行”中。八天七夜的研学即将结束，那天晚上，学生已经睡去。导师们终于得闲，于是向克坚提议，要不找点触及灵魂的“隐私”话题聊聊，来一次“围炉夜话”？响应者众，结果当天晚上，这些来自五湖四海、不同行业的导师们，一个个都抓住话筒不松手，讲着人生中那些隐秘故事。

当时还有一个特殊的小听众——上届研学学员、当时的高三学生、这期的志愿者（此时已考上大学）。听完这场别开生面的“夜话”，她突然对向克坚说：我觉得很遗憾，我还没有故事。

后来这个女生出国留学，她常在朋友圈分享自己多彩的学习生活，以及在不同领域对不同事情的尝试。向克坚笑了，“我在想，她是不是受这次‘夜话’的影响。”

导师制研学旅行：为理解多元文化打下基础

导师制研学旅行是优促会开展的主要项目之一。

每一年，优促会会邀请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优秀人士以导师身份，一对一带领学生完成八天七夜的人文行走。

比如，上一期滇北七天六夜的导师制研学，优促会通过报名申请、资格审查、集中面试、视频面试的方式选拔了22名来自英国、美国，以及中国四川、香港、重庆、山西、青海的优秀学生，并特邀22位来自教育界、金融界、艺术界、学术界等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及关注、支持教育的爱心企业家和社会贤达作为导师，2019年7月10日至16日，从成都到宁蒗（泸沽湖）再到丽江，通过师生分组一对一的互动形式，进行了为期一周的优促会中学生导师制研学旅行的活动。

2018年第一批赴美微留学的嘉祥学子（部分），平均年龄11岁，最小8岁

在这一周的时间里，导师和学生一起参与了湖畔论学、激辩、我是先生、摩梭文化体验、社会学田野调查等多个项目。在这其中，有欢乐，有辛苦，也有感动，当然最多的还是对于摩梭母系文化的深入探寻和田野调查，并以“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发展的利弊探讨”为主题进行辩论，让研学学员了解了人类社会的源头以及演进方向，对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方法有了感性认识，也为日后他们理解多元文化打下了基础。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项目官员孟珺、高鑫全程参加了优促会2019年的研学旅行，高度认可该项目的组织能力和公益教育价值，并现场授旗，将联合国SDG课程全面融入导师制研学旅行项目。

向克坚董事长（右二）、优促会常务副秘书长罗铃（左二）

也因这个缘分，向克坚通过开发计划署向联合国推荐了2020世界青年代表大会的中国青年代表。

在给向克坚的信中，孟珺写道：“我看到了中国教育的希望。我特别喜欢鲁迅先生的一段话：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

高鑫对向克坚说：“我曾经连续四年带领中国青年代表团随主席出访APEC会议，您的与众不同是时代的一股清流。”

高大衔接：不是围着大学转

从2015年至今，与导师制研学同样每年开展的，还有优促会组织的另一项目：高中与大学衔接课程。

提到“高大衔接”，很多人可能立即会想到高校又要来学校里筛选好学生了。“在过去，很多大学主要是基于专业招生需求与高中合作，而高大衔接课程则是从中学生学业生涯规划指导出发，由合作985、211高校为优促会高中学子量身定制衔接课程，让他们有机会以‘准大学生’身份提前走进高校。”优促会常务副秘书长罗铃说。

而优促会的高大衔接项目，专业由中学与合作大学共同商议选定，比如，第一批合作学校重庆大学，最终选定建筑、航天航空与机器人三大专业。再基于专业，为中学生量身定制衔接课程。

从2015年到2019年，优促会连续推出了五期“学业生涯指导—高大衔接特色课程”暑期营，学生和家长的反馈异常热烈。

郫都区嘉祥外国语学校的文科学生罗咏琪在参加完大连理工大学高大衔接课程之后，她这样写道：

“带着对理工大学的好奇，我参加了优促会的高大衔接项目，走进了理工大学的课堂、走进了大学的理工实验室，短短一周的夏令营生活翻天覆地改变了我的认知。”

“我们化工组的实验有三个：制作洗发香波、T恤印染、使用固体乙醇，每个实验都充满了乐趣、充满了挑战。”

“教授说，不管文科理科，都应该保持知识的广泛学习，理科学习能提高人的科学思维、系统思维、研究复杂系统的方法，文科生不能画地为牢专攻一门。我开始明白，即使文科班也要认真学习理综课程。”

也有家长说：“这种活动好难得，能真枪实弹地接触这些最核心的‘机密’，让孩子通过参与更多专业的亲身体会，真正发现自己的兴趣和潜力。不仅开拓了眼界，大学填报志愿也不会再盲目。”

如今，优促会的高大衔接特色课程，已经从高二提前到初三，覆盖整个高中阶段，同时，将大学生志愿者引入进来，打通中学生与大学生的交流壁垒，让中学生们有充足的时间、足够的眼界，为自己的未来做规划。

继重庆大学之后，“高大衔接项目”深度合作的学校正逐步增加，比如北京理工大学、天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等。

优促会做的是“升级版公益”

“优促会”，全称“四川省优质教育促进会”，是由嘉祥教育集团联合成都石室中学、成都市第七中学、成都树德中学等名校共同发起的，由四川省优质学校和知名专家学者共同组成的非盈利性社会组织，旨在整合优质教育资源，搭建优质教育资源平台，促进优质教育发展和教育成果推广。

这个想法最早是由时任四川省教育学会秘书长的教育专家纪大海提出的。

纪大海经常走访名校，考察创新实践，慢慢地，他发现教研活动、课题研究各个学校都在做，具有雷同性。如果学校之间可以形成联盟，这个联盟的力量必定会强于任何一所学校的单打独斗。

纪大海的提议很快得到广泛响应。真正一线的校长们早就意识到，无论是管理还是教研教学，校际壁垒都是很大的限制——其中，嘉祥董事长向克坚对此的反应最为热烈。

这源于向克坚“自然、完整、社会”的教育理念。尤其在接触晏阳初先生的思想后，向克坚更加坚定，“教育的天地和边界应该更加宽泛，应该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我们要做的，是立足于嘉祥，跳脱于嘉祥，而不是立足于嘉祥，固守住嘉祥。”

优促会做的，就是一件跳出嘉祥、打破教育壁垒、冲破教育围墙的事情。向克坚说，“要让学校与学校之间交流起来，教师与教师之间交流起来，而不只是一种竞争关系，去伤害教育的共同的发展，这是我们最初组建优促会的初心。”

从2014年下半年到2015年年初，大半年时间，各发起学校的校长经常聚在一起论证成立优促会的基本前提、可执行方案以及运营模式。到2015年2月，四川省优质教育促进会正式注册成立。

第一届优促会的会长是石室中学的田间校长，日常运营和负责具体事务处理的秘书处则托付给了嘉祥集团。嘉祥负担了优促会初期的资金成本和人力成本。

纪大海说，“很多协会一年开一次理事会，然后就没有下文了。优促会一年要开六次理事会，会开完了要制定各项工作计划，考察调研跟进落实，的的确确是‘真刀真枪’做实事的架势。”

从优促会成立到成长壮大，参与并见证其发展的常务副秘书长罗铃说：“为什么我们叫优促会而不叫名校联盟？因为名校联盟始终还是局限于学校，而我们既需要各行各业的精英加入组织，承担社会教育责任，丰富教育业态，也需要物质基础保证组织营运和项目落地。”

所以，优促会发展到今天，除了学校以及以个人身份加入的专家学者外，也吸引了一批对教育有关注、有热情、愿意做公益的爱心企业家。这些企业家不仅捐钱捐物、出谋划策，还参与优促会的社会实践活动。

有企业家反馈：“过去我们捐钱是初级公益。现在优促会带着我们一起做教育，是升级版公益，我们不但能看到钱用在了什么地方、做了什么事情，还能和年轻人互动互促、教学相长。”

2015年5月，优促会与四川甘孜州教育局签署协议，捐赠150万并正式设立“四川省优质教育促进会支持甘孜教育发展”基金。

教育扶贫，或者说教育慈善，通常的方式是资金资助。但是，优促会不同，“捐款只是一个表象，我们对捐款的后续使用是有要求的，要以资金支持带动智力支持。很多地方不完全是缺钱，而是缺乏智力支持。”

优促会的“要求”，不只是指这150万如何用，而是要达到“牵一发动全身”的目的。优促会希望，通过捐资，同时也能带动当地政府的关注。近两年来，随着精准扶贫的持续深入，国家对偏远地区资金政策的帮扶力度相当大。

“我们通过150万来牵引政府的教育资金配套投入，政府有了投入，也让项目在后期的落地、考评上有政策的保障，这样一来，对当地教育系统、校长、教师的带动作用就显现出来了。”罗铃对记者说。

2015年7月，甘孜州举办首期中小学骨干教师培训，同时启动甘孜州中学校长培训项目，安排校长们到成都优质学校跟岗学习；10月，优促会重点课题“优质教育促进区域教育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申报四川省重点课题，获批立项；12月，与中国教育学会合作签订“乡村教育家成长助推计划”承办协议，并承办了为期三年的集中培训……

随着这一个个项目落地的，不仅仅是教育围墙的打破，更重要的，还是教育观念的深刻转变。

嘉祥为一个叫“爱虎”的青年插上翅膀

2018年6月，嘉祥教育集团在阿坝州小金中学开办了“嘉祥理科实验班”，并派出优秀教师共10人，长期驻扎小金县（至少3年）。

这个担子，当仁不让地落到了嘉祥教师杜爱虎的肩膀上。

这还要从杜爱虎与嘉祥的缘分说起。2015年，嘉祥董事长向克坚在优促会对甘孜州教育局定向捐赠的活动上，认识了支教老师杜爱虎，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毕业于清华大学的高材生。

当时，他已在玉龙西村小学支教四年之久。这个坚持理想的年轻人的故事让向克坚深受感动，他对杜爱虎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你要加入我们，培养更多的‘爱虎’，而不是把精力陷在一所学校。”

杜爱虎出生在山西，从小生活在农村。多年前，他偶然在电视上看到德国人卢安克（本刊创刊时曾报道过）在中国农村支教的故事，这让当时还未成年的他莫名感动，在心里埋下了第一颗支教的种子。

农村出生的孩子，往往背负着世俗的期望，好好念书，考个好大学，毕业之后在城里找个好工作，娶妻生子，过上舒适安稳的日子——从某种意义上，这是父辈生活的递进式翻版。

但卢克安的出现给杜爱虎打开了一个新窗口——一个当过工人、做过帆船教练、参过军，又接受了系统化现代教育的外国人，竟然跑到中国偏僻的山村里当孩子王、做教育试验。原来人生还可以有不同的意义。

考到天津大学念书，杜爱虎学的是电气工程，但心里一直就放不下“卢安克”的吸引。几个假期，他找机会参加了一些天津周边的支教活动。

而真正的支教历练，还要在杜爱虎考上清华研究生之后。空闲漫长的毕业季，他报名参加了甘孜支教活动。

2009年暑假，杜爱虎和其他几个志愿者，从北京辗转来到康定县极其偏远的玉龙西村，一个游牧村。村小规模很小，学生最多的时候有四十人，教师却只有一个，是一位年龄很大的藏语老师，一个人教三个年级：小学一二年级和学前班。当地的大多数孩子几乎不会说一句完整的汉语。

这次支教，给杜爱虎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二年暑假，杜爱虎又去了。这次，他原本只是打算顺道去看看，然后走川藏线骑行到拉萨。但村民们的热情和挽留最终让他放弃了计划，又在村里待了一个暑假。

这时，杜爱虎才发现短期支教的核心问题——学生们去年学习的内容到今年几乎全忘光了。这种形式化的支教不仅对当地孩子没有太大作用，甚至还给当地村民造成了负担。

2011年，杜爱虎研究生毕业。又回到村里，开始了自己的长期支教计划。直到2015年，遇见优促会，也给他长期思考的公益问题打开了另一扇窗。

向克坚的话，杜爱虎听进去了。

2016年3月，杜爱虎加入嘉祥。2018年4月，嘉祥发布小金中学支教召集令。

杜爱虎主动请缨，作为领队，和另外五位老师一起组成了首批支教团队，入驻小金中学，开始了为期三年的支教生活。

小金中学是当地最好的学校，学生2000多人，与玉龙西村小比起来，条件和师资都非常完备。如果说玉龙西村小的问题是资源匮乏，小金中学的问题就是教学质量亟需提升。

但嘉祥的想法还更大：他们要在这里建立起一个可以延伸的嘉祥教育的优质样本。

“我们要小心保存这个火种”

到小金后，老师们才意识到，比起教学，他们还有更重要和困难的事情要做，学校管理制度和校园文化氛围的整体提升。

但是，急不得。根据多年支教经验，杜爱虎知道，最重要的原则是：不要拿外面的规则去套当地现实，一定要考虑当地的情况，重视差异化。

“因此，我们的策略是，第一个学期以熟悉、观察和了解情况为主。小金的学生和成都的学生有差异，在教学上老师也需要一个熟悉的过程。老师们的教育观念和习惯不是一两天养成的，熟悉之后再介入，先与高层达成共识，逐渐和中层达成共识，然后再做有条件的试点和推广，循序渐进，才会事半功倍。”杜爱虎对记者说。

逐渐参与学校的中层管理工作后，他们先做了一件“提高底线”的工作。

杜爱虎提到几个细节：以前，学校门口总停着几辆出租车，接送随时要外出的教师，现在，因为对教师的考勤制度做出了规范，校门口几乎看不到出租车了；以前，校门口都是小卖部、零食摊，生意很好，社会闲杂人员聚集，烟头一地。现在，在规范学生出入制度之后，校门口的生意冷清下来了。

“底线”提高了，还要提高“天花板”。

杜爱虎和老师们将嘉祥的教研制度、备课制度引入了小金中学。同时，他们引导学生组建了学生会，组织各种年级活动，歌咏会、运动会、辩论会。这些活动，在小金中学是新鲜事物，将组织与管理权交给学生，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每年，嘉祥还会组织小金中学的教师带学生到嘉祥游学。学生学习，带队教师也学习。在跟岗学习的一周时间里，嘉祥给他们安排一对一的师父，比如，学科教师结对学科教师，德育主任结对德育主任，教务主任结对教务主任。并且，这种结对关系会长期持续。

让杜爱虎感到意外的是，嘉祥的学生也因此有了许多的收获和感触。小金的孩子们在一周时间展现出对知识的渴望、对学习机会的珍视，让嘉祥的孩子们感到汗颜。有学生甚至在周记中写道：“其实我们获得的，远远比他们得到的要多。”

嘉祥的孩子还策划为小金孩子做一些公益活动，他们在学校组织义卖，用筹到的钱为小金中学建了一个图书角。

杜爱虎说，相比短短一周上课学到的知识，其实这些触动和影响才是更接近教育的本质：通过彼此的启发、善良的传递并落实到积极的行动。“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引领才是教育核心的内容，才是最重要的。”

杜爱虎还记得，2018年第一次带着小金学生到成都游学后，在返程大巴上，有一个学生突然问：“杜老师，您觉得这个世界公不公平？”

杜爱虎先是一惊，随后说，那让我们回到学校讨论一下。

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杜爱虎知道，这是孩子们在交流中感受到的差距。

那么，老师能怎么办呢？是说几句漂亮话搪塞过去，或者用现实残酷去浇灭孩子的希望？这都不是他想做的。

回到小金，杜爱虎组织了一次关于世界公平的讨论。孩子们的言语闪烁着，有的说要走出大山，有的说要让世界变得更公平……

他小心翼翼地捧着这些“火种”。他不想对孩子一味地强调走出大山，“那等于说你的家乡不好，你要逃离它。”他也很少对学生谈自己的支教经历，“他们长大后会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不需要用所谓的‘感恩引导’来唤起。”

在杜爱虎看来，关键问题是，如何让孩子们在看到现实差距的情况下，还能保有对生命与生活的积极，继续朝着美好善良去努力。

在到嘉祥之前，杜爱虎也曾寻求外界赞助，带着支教地区的9个二年级孩子到北京青岛游学。这些孩子对外界的认识更少。“我们的课本都是以全中国大部分孩子的经验来设计的。我讲到一些东西，他们完全没有概念，比如什么是电冰箱。”

在带这些孩子游学前，杜爱虎给他们布置了一个作业——你们出去这十天，不仅要好好玩，还要仔细观察：你们的家乡和城市相比有哪些优点，你的家乡有哪些城市没有的东西？

“我们要小心保存这个火种，家乡是美好的。也许以后他们都会离开家乡，走向城市，走向世界。但他们依然会保留着对家乡的一份价值认同，一份力所能及的帮助和关心。我想，这就是我作为支教老师的最大价值。”杜爱虎的眼里闪烁着光，他仿佛又变回了当年那个少年。

许多年以后，如果有一个小金或嘉祥的孩子再来重写这段故事，他或许还会发现更大的秘密——

这颗火种，由我们的先辈们一代代传递下来，从陶行知、晏阳初，再一步步传到向克坚，传到嘉祥，又传给我们的孩子，并且还将持续传递下去，二十年，又二十年……（供稿 《时代人物．新教育家》杂志社 ）

小金支教家访，左一为杜爱虎老师